[28]421 U.S. 560（1975）. [29]421 U.S. 560（1975） at 567. [30]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巡回法院提出了三点可审查性理由：第一，起诉裁量限于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而并不能扩展到民事诉讼程序。

第二种如同法律修正案。一般认为，修宪区别于制宪，是一种宪定权，要在宪法的框架内完成。

这次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配置和公民的权利。可是，这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实际。制宪权一般理解为制定宪法的权力，这是一种形式主义法学的理解。我更倾向于从制宪权的意义来界定其本质。什么意思呢？中国有两个制宪权代表机构，一个是党中央，一个是全国人大。

这两个权力违背了行政即法律的执行的信条。这是中国宪法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第三，监察委员会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应重视监察效率，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作出相应的决定，从而避免因监察程序旷日持久而致行政违法后果持续或扩大。

无论《方案》还是《决定》均明确指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公职人员接受职务违法的行政性调查时，一般不应被限制人身自由。案件在监察委员会内部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和专门调查部门之间的移交，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犯罪构成和追究刑事责任条件的规定。第三，专门调查留置应以看守所为羁押场所，不必另起炉灶设立羁押场所，也不得任意制定场所进行羁押，以保障被羁押人权利。

事后的监督则要求法院在案件的审理程序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调查人员出庭作证、司法建议等相关规则，对调查行为合法性作出评判，从而监督调查权的依法行使。明确监察委员权力的二元性质，也有助于设计出有效规范行政调查处置权和专门调查权的衔接机制，实现两种权力在程序和证据运用方面的有序对接。

合法性检验主要是审查行政调查程序中取得实物证据的手段、方法是否合法。所谓内部监督包括本监察委员会内部对职务违法监察部门的监督和上级监察委员会对下级监察委员会行政调查处置权的监督两种。即在调查中发现案件涉嫌职务犯罪需要移交专门调查时暂时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以免其逃避调查。既然根据监察委员会权力的二元性可以在其内部分设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和专门调查部门，相应地也可以对留置权作行政留置与专门调查留置的区分，以适应行政调查处置程序和专门调查程序的需要。

具体而言，职务违法监察部门应当主要履行下列权责：受理针对公职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检举、调查公职人员行政违法的行为、针对行政违法报请监察委员会主任作出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决定等。（1）专门调查权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启动标准。无论案件在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和专门调查部门之间作何种方向的移交，移交部门都应向被移交部门移交全部案卷材料和证据。在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时，应当允许监察委员会采取以下措施：责令暂时停止特定行政行为，扣留封存查阅复制相关材料和证据，从其他行政机关调取相关材料，对相关财物采取保全措施，暂时停止涉嫌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在不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前提下与涉嫌职务违法的人员谈话以了解情况，要求相关机关和人员作出解释和说明，以及其他与监察委员会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相适应的措施。

包括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利益而暂停监察对象履行职权和为保护监察对象防止其自杀、自残两方面。留置一词源自《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但与警察法中作为暂时性人身限制权而一般仅限制相对人自由24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的留置相比，立法者有意将其作为双规双指替代措施的监察委员会留置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的期限要长得多：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必要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六个月。

由于政府总是更关心自己的行政目标，行政权的行使以达到实体目标为直接目的，因此行政权往往更关注实体结果。因此就目前的规定看，无论监察委员会行使何种性质之权力，其与人大的关系是明晰的，并不存在权力配置方面的冲突风险。

就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十二项措施而言，其中的讯问、询问、查询、冻结、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这九项直接参考自《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的规定，其具有专门调查属性毋庸置疑。情况紧急的，行政调查处置部门也可以先采取措施再行移交，以避免其逃避调查或破坏证据。这样既可以避免案件移交过程中不必要的效率减损，也可以预防涉案财物本身移交可能导致的损毁或价值折损风险。因此，监察委员会权力性质的确定，还将进一步影响其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及各自内部机构的设置，以便实现合理之衔接。无论案件自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向专门调查部门移交，抑或自专门调查部门向行政调查处置部门移交，均需由移交部门作出案件处理意见和移交决定，经本部门负责人、监察委员会分管副主任、主任审批后方可移交。而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在行使职权之时适用行政法律法规，例如《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等。

此外，行政留置的使用目的应作限制，仅限于三种目的：第一，调查目的。这是因为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和专门调查部门在适用法律、人员专业性要求方面有所区别。

专门调查权的授予应当基于国家法律的规定，且被授予专门调查权的机关决不允许将此种权力委托他人行使。所谓权威高效有几方面要求：第一，监察委员会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时不受外来干涉，不仅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办理具体案件时也不受地方党委、人大、社会媒体的干涉。

澳门廉政公署的此种内部划分，有效区分了行政调查处置和刑事侦查的权限范围，既避免了二者的混淆，又考虑了二者协调衔接的问题，实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即防止监察对象破坏证据、为办案人员及时调取和固定证据提供条件。

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第3/2009号行政法规《廉政公署部门的组织及运作》之规定，廉政公署下设廉政专员办公室、反贪局、行政申诉局三个部门。对此监察委员会启动专门调查程序时可以参考。另外，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明确对处理其与法院的关系也有意义。按照此种逻辑，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权也应进行行政性与专门调查性之区分，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以实现留置制度的法治化。

而行政权行使所涉及的公民权利内容繁杂，即便是强制力度较强的行政强制措施在对公民权利的强制力度上也远远不如专门调查权。此外，《三省市试点决定》和《全国试点决定》规定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刑事诉讼法》三条、第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第二编第二章第十一节关于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有关规定，也意味着将对原自侦案件的侦查权从检察机关转隶，表明了立法者授予监察机关行使专门调查权的态度。

其中反贪局就廉政公署职责和职权范围所针对的犯罪及行为进行调查与侦查，即主要行使针对反腐犯罪的刑事侦查权。行政权的行使是为了保障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而社会管理要求高效，即以较少的投入实现高质量的较大产出，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三）特殊问题：行政性留置权与专门调查留置权的区分和衔接 在《决定》规定的监察委员会三大项十二小项权力中，最引人注目也引起最多争议的当属留置权。（二）行政调查处置权的运行与监督 监察委员会在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时要以贯彻《方案》和《三省市试点决定》要求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为原则。

综上可以认定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具有行政权和专门调查权的二元属性。除此之外，调查还要确保程序公正，实现程序正义。尽管目前法律对谈话调取措施的内涵和外延尚无明确规定，但就字面意思理解，将谈话与讯问、询问并列，则谈话应指监察机关查问犯罪嫌疑人、证人之外的其他人员的行为。既然是重大政治改革和顶层设计，必然需要明确改革后设置之机构的权力属性，以便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做适当的安排。

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存在规范不足、律师会见权和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保障、监督不足等缺陷，本身就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不应作为专门调查留置的模板。在监察委员会的专门调查权监督方面，应以外部监督为主、内部监督为辅。

但是调查和处置的内容是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3）在运行过程方面，行政权的运行更强调实体结果，而专门调查权的运行更强调形式性。

（4）在价值取向方面，行政权通常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专门调查权则需以公正为核心价值。（二）行政权与专门调查权的区别 专门调查权与行政性权力在所涉权利、取得方式、运行过程、价值取向、监督机制等方面均存在重要区别，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在涉及的权利方面，专门调查权所涉权利较之行政权往往更为重大。